(相比上一次面访陆克文,这次远观他有些衰老的感觉,或许只是灯光效应)
没有聚光灯,没有全球CEO,没有媒体追问……有的是对明星般的欢迎。这是陆克文1月26日在伦敦政经学院中国发展论坛受到的待遇。这位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长从尚未闭幕的达沃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官产学界领袖人物最大规模的年度盛会——坐直升机抽身而退,在数百名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和对中国有兴趣的外国人面前展示了他的中文和演讲魅力。如果他在澳大利亚国内的受欢迎程度能有这么高的话,那么他再次当选澳大利亚总理都有望。
伦敦政经学院中国发展论坛(LSE CDF)据称是欧洲最大的由学生运作的关于中国的论坛,今年是第五届。陆克文是今年参会嘉宾中最为显著的人物。他除了参加当天下午一个关于中国可持续增长的讨论,还最后为大会作闭幕演讲。作为今年伦敦政经学院中国发展论坛的媒体伙伴,财新与陆克文也颇有些渊源。他曾经在2010年财新峰会以中文发表过演讲。不过,今天他并没有过多展示中文,而是用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即使如此,也是不时博得掌声阵阵。
陆克文虽然不再担任澳大利亚政府官职,但是他有长期与中国高层往来的经验,加上他个人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使得他仍然是西方政府首脑中对中国最为细致的观察家。在当天的讨论中,他根据个人经验和观察,少见地公开谈论了对中国新领导人的看法,对中国未来改革的预期。以下择其要点记之,或对国际和国内期望中国新领导人有所作为的人有所参考。
简而言之,他对中共新领导人抱有乐观期望,并认为新领导人有机会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以下是构成他判断几个根据的要点:
首先,他从个人与新的中共核心领导层交往经验出发(他与七人常委中的四人有过接触),认为四人均对中国需要坚持进一步改革有共同的看法。
其次,他仔细观察了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展示的公开活动。他评价认为这是他过去几十年里所见过所有中共新领导人当选后最为活跃的公开活动,展示了习个人求新求变的新气象。他尤其强调了对习视察深圳的意义,认为这是学习邓小平90年代初南巡的作法,传递的信息是一是要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二是强调邓小平路线的正确性,预示着可以进行下一阶段改革。这表示了习进行改革的决心。
他认为习基于其父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他个人在各个层级政府的历练,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中都不需要证明自己,因而更有改革的空间。
第三,中国的领导层知道过去35年来有效的增长模式是有有效期的,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并对各种增长模式有过分析。改变增长模式是必然的,只有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增长,保证政权的合法性。
他认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改革一是金融改革,减缓私营企业与国有经济之间在获取金融资源方面的差距,二是进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当然这会引起极大争议。但是这样才能向民营企业家传递出信息,他们也有机会,给予他们信心。
此外,关于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改革,他认为会比人们预想的要大要快。
最后,他认为对于政治、经济和内部问题导致崩溃的可能,中共高层有足够的智力,能够分析问题,采取应对,避免崩溃。
陆克文的判断与许多关于中国新领导人的猜测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结论多少有些自己的根据。当然,这些根据的说服力不见得都会被人接受。比如,曾以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出名的章家敦与陆克文在同台辩论时就认为,中共新领导人是否会推进改革,要等到三中全会之后的政策才能判断。
这是我首次见到章家敦本人。看他与众多对中国改革和未来经济增长抱有乐观看法的嘉宾辩论,让人很容易回想起六七年前他那本《中国即将崩溃》引发的辩论。记得当年中国经济学家樊纲也正是以这样一种理由来应对章家敦的预测:正是由于种种对中国可能崩溃的看法,中国的领导人才会格为关注中国经济的问题,从而采取各种办法来避免中国经济的崩溃。与他同台的中金首席策略师黄海洲、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等也正是以这个理由来应对他,似乎正方与反方的逻辑都没有太多变化。
但是,章家敦仍然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一种负反馈机制,使得中共在经济上和政治面临一种恶性循环,最终难以避免崩溃。他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五年之期。不过,他的这一预测并没有获得多少在场嘉宾接受。私下里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共新领导人是在各方妥协之下产生的选择,虽然像陆克文所说,习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接受的,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有实施的权威。
在最后的收场演讲中,陆克文表示了他对中国海外学生在向世界传递中国信息时作用的期待。他看似说给学生的一番话,实际上更像是说给中国的领导人听的。他认为世界最关心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利用其所积累的财富和力量?是遵守现有的国际和地区秩序,还是要打破这种秩序?
要向世界正确传达中国的信息,准确的翻译是必要的,而这方面中国的翻译有很多的缺失。他举了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指导思想“韬光养晦”为例。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敌意的词,被中国官方翻译成“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 ,在外国人听起自然不免会思索中国人是准备要干什么?迫不得已,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要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为“韬光养晦”辩解,但这已经是“韬光养晦”被提出十年以后了。
我问他如何看“和平崛起”的翻译“peaceful rise”?他首先表示了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到“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一系列外交指导思想变化给外国人造成的迷惑。即使是中国宣称“和平崛起”,而其所作所为带来的感受并不如此。不过,不论是用什么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要回答:中国将如何利用其财富和力量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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